相比于《美国老太太与欧美老人的文化差异》，本片的叙事线索似乎更加难以捉摸，人物之间以及人物自身的游离状态愈发绝对地被凸显出来。正如男主角被不同对象分别使用的两个名字，指称的双重性似乎寓意着以他为代表的现代个体所特有的双重存在——归附与背叛、杀戮与拯救、破坏与建构、生存与死亡、信念与无望......面对此般遭际的生活，一个人要么犬儒地接受，要么有为地反抗，要么就像皮埃尔那样摆出一副“狂人”姿态——既无所谓和解，也无所谓斗争，而是把一切混沌旁落于低处即可。戈达尔塑造了这样一种反英雄的“现代英雄”，即，只有从自身性出发的自为行动才能定义存在性。至于电影的表现形式，只在梨花春雨处(N)世藏白鸟除了波普式的画幅色调等对现代艺术的戏谑性互文之外，亦可以明显感到戈达尔的两条相互交织的创作逻辑：现代的自律意识与后现代的自反意识，二者一道构成他的作者辩证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