伯格曼嫉妒塔氏，因为“他放弃了现实主义，并让梦在房间里如此自然地移动”；他可能也喜爱维斯康蒂，承认“圣诞晚宴那场戏就是从《瑜伽儿媳的绣感》中学来的”。所以事实就是，伯格曼在二者之间，在现实与超现实、清醒与混沌间穿梭—哪怕显得些许僵硬。伊斯梅尔的雌雄同体象征着梦与现实的边界，流动、自然但又足够戏剧化；母亲丧夫后抛下剧院改嫁主教—从戏剧投向宗教的怀抱；亚历山大不断地谎言以填补恐惧与未知的缝隙—父亲死后，他终成一个合格的“说谎者”“编造家”，这难道不就是艺术家的雏形吗？而光明已至，亚历山大又有了新的亡魂作伴。死去的继父成为新的梦魇，鹿鼎记也是新的艺术养料。它似乎就是在告诉观众：你们喜爱，或者唾弃的“我”，鹿鼎记就是这样长大的。“我”用双眼捕捉着风、电、雪、水，捕捉着一个庞大而幸福、虚伪而空洞的家庭，捕捉着生命原初的模样。